【51】天者，无外之名，盖心体也。
在学科愈分愈细，愈治愈棼，日益讲求科学实证与数码技术的今天，重温张尔田与时相违的执拗低音，也许不无裨益。内藤在中国学方面涉猎广泛，在中国史、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甲骨学、敦煌学、目录学史、满蒙史地等领域，皆卓有建树。
【43】势必如此，意味着纪事本末体是史学著述线性演进链条上的最高形态，这样中国诸体史书也便有了等级高下之别。经学由是支离破碎，以至湮没无闻，新史学在实证与疑古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影响降及今日。三世书香研乙部，一时缟纻遍西洲。敬挽 内藤湖南先生张尔田稿奉【15】以上是张尔田、内藤湖南往来的大致情形，诗书赠答间既有互相推挽之意，亦借此暗托心事，伤悼文化零落，寄寓黍离之悲。其次，内藤湖南对实证史观的吸收，体现为他在现代史学的学科范围内理解中国史学著述，具有自觉的文献学的方法论意识。
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与域外学术之关系呈现出一种单向引进模式，而对中国现代学术输出与域外影响的一面重视不足。51内藤湖南著、钱婉约译：《中国上古史》，《中国史通论》，第134页。可以说这也正是刘泽华刻意而为的结果。
他说: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张分田是把民本思想纳入统治思想中来研究的,认为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卜辞和相关传世文献。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无论在具体的观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刘先生既有突破,又有坚守,他接续了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
而且这两种理论、观念与行为并非对立,而是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范式,即"以道义为尺度,将政治认同与政治批判扭结为一体。尤其是他对历史发展动力提出的某些修正,更是带动了全国史学界的大讨论,成为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一大标志。
这些内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传世的《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国语》等。总之,出于方方面面的考量,后来出现的思想史、哲学史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放弃了给长达几千年的思想发展作划分阶段、区分类型的努力,而是直接以历史发展阶段(朝代)这种客观的标志来划分研究时段。其实，早在30年代学界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研究中国思想的时候，对于古代思想的阶级属性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就把尊君与罪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批判模式。
再者,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问题一定会溢出既有的阶段、特点等宏观的概括,如果人为地设置一个框架,甚至会有作茧自缚之嫌。在刘泽华的学术团队中,真正对民本思想作了独立、深入研究的是张分田教授。所谓绝对君权论者和相对君权论者也仅是比较而言,不能将其绝对化。刘先生后来说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他摆脱思维定式的一次尝试，是进一步突破与反思的结果。
他重新界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贯彻到具体的研究当中。由此可见,张分田对民本和君本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对刘泽华先生阴阳组合结构的具体阐发,也是对阴阳组合结构详细的证明。
即使‘文以载道观念支配下的文学也大多把君主政治作为自己的关切点。在这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以l949年为界,形成前后两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有学者意识到以往研究的这种局限,因此又提出了要研究以往不太受重视的民众思想、大众意识,或者说要重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刘先生提出的应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也是后来政治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政治思想史和一般的思想史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政治性,刘泽华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尽量做到了这一点。以尊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都在理论上为君权设定了存在条件、活动范围和行为规范,并据此对不合格的君主进行过激烈的抨击。三、对阶级分析法的坚守与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研究坚持以阶级分析法为指导是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确立相一致的。第四,君为政本—民为国本是民本思想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的基础框架。
以罪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除无君论者外,都认同由一人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圣化的政治权威。四、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刘泽华一生都在南开历史系,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纳入史学的思想史研究。
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也一直在试图对此继续进行修正。他将民本思想看作是统治思想的一部分,民本与君本互为体用,在很多当代研究者来看来,这一看法好像是贬低了民本思想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刘泽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再版弁言中指出,此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突破了用阶级理论来定义政治的.铁则,,也就是突破了把政治等同于阶级的框架。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也广泛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尊君—罪君的意识—行为模式。
在张分田看来,所谓"尊君,就是认同一人治天下、治权在君的政治模式,而且系统地论证王制、帝制以及相应的君道、王道、帝道,具体表现形式有效忠君主、服从君权、崇拜帝王、期盼圣人等。张分田对民本思想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对于廓清一些关于民本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对于如何深入认识儒学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都提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很有理论性,和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行为主义等现代理论是基本相合的。刘泽华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毫不涉及帝王的政治命题。
针对这一偏失,在国外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在史学研究中,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曾一度非常繁荣,改变了过去学界只重"上面而忽视"下面的偏颇。和政治思想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是政治,但长期以来政治首先被理解为阶级,这样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受到了阶级理论的束缚。
如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谭丕谟《宋元明思想史纲)等著作便认为老庄道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代表，主张回复封建初期的西周，或者是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与贵族。唐虞以迄西周,概从删削,这固然也体现出缪凤林个人保守的学术立场,但他指出的问题确实应当严肃对待。
他在特定的时代继承并扬弃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的两个范式,无论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还是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看,泽华建立起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的范式。刘先生认为，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戴在各位头上的帽子统统给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刘泽华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疑古过甚的风头已过。这些内容其实张分田在其著作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同时也还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其实,在文革刚结束,刘泽华就通过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重新评价秦始皇等,在历史研究中试图打破理论的禁区,反思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法,以此从文革的桎梏中走出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阶级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定义和理解有关。
在张分田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普遍存在着尊君的理论、观念与行为,而且普遍存在着罪君的理论、观念和行为。鉴于三四十年代古史尤其是甲骨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对于殷商时期的历史与思想的研究从略,这个解释可以理解,也是现实可行的。
张分田详细阐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帝王观念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 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历史学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就完全被阶级斗争笼罩了。刘泽华晚年一直呼吁在历史研究以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能完全放弃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坚守之外,也与他对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逐渐走向碎片化,只研究问题、不谈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批评与反思有关。